1998年春，纽约蓝登书屋负责编选世界文学经典的《现代文库》编委会选出20世纪最佳英语小说100部，高居榜首的是爱尔兰小说家詹姆斯·乔伊斯的划时代巨著《尤里西斯》，其次便是美国小说家弗·斯各特·菲茨杰拉德所著《了不起的盖茨比》（以下简称《盖茨比〉）。在20世纪美国小说中，《盖茨比》自然就是首选了。
《盖茨比》篇幅不长，与《尤里西斯》相比，仿佛是个“侏儒”，膺此殊荣，自然引起评论界议论纷纷，为诸多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叫屈。
《盖茨比》1925年4月在纽约出版。那个期间，德莱塞已出版了一部又一部长篇巨著，同年又推出了他的代表作《美国的悲剧》。著名诗人兼文学评论家T·s·艾略特却立即宣称《盖茨比》为“美国小说自亨利·詹姆斯以来迈出的第一步”。海明威也给予极高的评价。艾略特和海明威都是以苛刻闻名的批评家，他们这些评价就不能等闲视之了。但是，《盖茨比》并没给它的作者带来他毕生追求的名和利。直到1940年他贫病交迫、溘然长逝后，《盖茨比》才逐渐成为美国大学和中学英文课的必读书，今日则更是家喻户晓的美国文学经典了。
20世纪中国小说中，哪一部是和《盖茨比》旗鼓相当的首选？没有经过深思熟虑、挑肥拣瘦，我就认定了沈从文的《边城》。
《边城》于1934年出版，篇幅不长，和同时代的长篇巨著诸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茅盾的《子夜》、老舍的《骆驼祥子》相比，也只能算个“侏儒”。这个“侏儒”却激怒了一些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史的巨人。他们大张挞伐，怒斥《边城》没有写阶级斗争，“掏空了人物的阶级属性”，它写的是一个“世外桃源”，脱离现实生活。《边城》和它的作者也就都从中国文坛和现代中国文学史上消失了，沈从文全部著作的纸型都被出版社销毁，存书也都化作了纸浆。无独有偶，《了不起的盖茨比》受我连累在新中国竟也有过类似的命运。1951年夏，我从美国应聘回国到燕京大学任教，行囊中有那部小说的一个简装本，到校后被班上一个学生借去了。时隔不久，赶上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轮到我检讨挨批时，没料到这竟成了我“贩卖腐朽美帝黄色作品，腐蚀新中国青年”的罪行，这个黑锅我背了整整30年。
我是在60年前初识《边城》和它的作者的。当时抗日烽火连天，我作为流亡学生进入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沈老师是中文系教授，我是外文系的新生，从未上过他的课。也许是缘份吧，我们终究相识了。我爱上了《边城》，也许真的是在其中找到了“世外挑源”。我爱上了它的作者，他那淳朴的湖南口音仿佛和那边城的溪流一样清澈见底。
可是，《边城》真正进入我的人生却是十多年以后的事。1958年“反右”以后，我远戍北大荒兴凯湖劳改农场。在众多的难友之中，有一个姓邓的青年人曾在北京师大受教于沈公，而且囚囊中还带有几本他的著作，我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在累得直不起腰来的修筑导流堤工程中，在摄氏零下40度打冰方的工程中，我往往和小邓边干活边谈论沈从文的作品，特别是《边城》，有时竟然忘了饥饿和疲劳。每逢歇两、三周一次的“大礼拜”，难友们有的蒙头大睡，有的打扑克，小邓和我往往带上他那本又破又黑的《边城》，到小兴凯湖畔找一个僻静的角落坐下来，一章接一章朗读。我终于明白了沈从文那淳朴的声音为什么那样动人。此时此地，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使两个离家千万里的囚徒时而乐而忘忧，时而“作横海扬帆的美梦”，时而也免不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
一条小溪的渡口、一只方头渡船、一座白色小塔、一间茅屋便是翠翠和爷爷的整个世界。这里没有“大观园”令人眼花缭乱的荣华富贵、珠光宝气，但有的是湘西的山光水色和大自然的儿女：
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
这个无父无母的孤雏唯性灵是从，她的爱情像家门口溪水一般的纯净，不含任何世俗利害的渣滓。小说写的不仅是翠翠对二老的钟情，也写了翠翠和爷爷之间相依为命、生死不渝的爱心，写了大老和二老兄弟俩对翠翠的情爱，写了老船夫死后杨马兵和船总顺顺不顾丧子之痛对孤苦伶仃的翠翠的关爱。贯穿小说的是这个边城的小人物对人，对生活，对美的淳朴的热爱。
风雪北大荒，我更爱《边城》了。它塑造的并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它谱写的并不是一篇牧歌式的“乡土文学”。它写的不过是几个小而又小的人物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实实在在的喜怒哀乐，它那充满人性温暖的世界和眼前掏空了人性的荒原相比，何止天壤之别。
1934年1月湘行途中，沈从文在给年青的妻子的一封家书里含泪写道：
我因为天气太好了一点，故站在船后舱看了许久水，我心中好像彻悟了一些，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中得到了许多智慧。……我心中似乎毫无什么渣滓，透明烛照，对河水，对夕阳，对拉船人同船，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我看到小小渔船，载了它的黑色鸬鹚向下流缓缓划去，看到石滩上拉船人的姿势，我皆异常感动且异常爱他们。……我希望活得长一点，同时把生活完全发展到我这份工作上来。我会用自己的力量，为所谓人生，解释得比任何人皆庄严些与透入些！……我觉得惆怅得很，我总像看得太深太远，对于我自己，便成为受难者了，这时节我软弱得很，因为我爱了世界，爱了人类。
《边城》是在同年4月19日完成的，作者对世界、对人类的无限深情正是这部小说的灵魂。
1980年，我作为“改正右派”重返京城任教，《边城》和它的作者也成了“出土文物”。更令人哑然失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麾下的《世界文学》找到我翻译《了不起的盖茨比》！事隔多年，前年回国，见到坊间竟有京、沪、宁三家出版社重印的我的旧译！在沈师母家中，也见到台湾新出的装帧精美的《边城》。看来伟大作品“涓涓细流”的声音是干军万马也无法扼杀的。
重读《边城》，不禁惊叹它的总体结构典范地实现了作者的创作理想：
这世界上或有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选山地作基础，用坚硬石头堆砌它。精致，结实，匀称，形体虽小而不纤巧，是我的理想建筑。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
《边城》正是这样一座希腊小庙，与《了不起的盖茨比》不谋而合。不过《盖茨比》歌唱的是“美国梦”经久不衰的魅力，而《边城》最完整地体现了作者要表现的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所写的那种生活并不是小说家的虚构，而是确确实实存在过，后来虽然几乎不复存在，但是我们并没有理由唾弃这种顺乎人性的人生形式。《边城》用牧歌式的素材谱写了这一美好人生形式的《田园交响乐》，永远以它那独特的节奏和音乐激励着一切善良的人们对美和爱的渴求。
著名文艺理论批评家朱光潜在1982年为沈从文选集《凤凰》所作的序文中说：“从文不是一个平凡的作家，在世界文学史上终会有他的一席地。”美国的沈从文研究专家金介甫（Jeffrey C．Kinkley）在其所著《沈从文传》中写道：“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
《边城》的作者错失了1988年的诺贝尔奖，由于死亡早到了几个月。好者，和《盖茨比》的作者不一样，沈从文始终是个与名利无缘的“乡巴佬”。没有诺贝尔奖的光环，《边城》将以它自身的光和热永放异彩。
